我想起《雙城記》中開篇時的那句話，這是一個最繁華的時代，這是一個最蕭條的時代，我們永遠在時代的夾縫里徘徊、掙扎、躊躇獨行，天上地下人間更仿得找不到一個立足之地。而我卻以為，不論生活在那個時代，我們都該懷著寬恕與愛，去面對這個世界、去活著。

　　生活在十九世紀的狄更斯，彼時改革初行社會動蕩，英國貴族與底層貧民矛盾激化，資產階級戴著虛偽的面紗招搖過市，那算不上一個好的時代，換句話說，那并非一個適合文藝發展的時代�？墒巧�活在那個時代的狄更斯并沒有縱情歌酒懷著絕望的心情自暴自棄，也沒有憤懣偏激、用一支筆寫作生命的孤注一擲，相反他給當時的英國開出的一劑良方是寬恕與愛。他書寫《雙城記》、《霧都孤兒》，他寫的不是革命時史，而是捕捉了那個時代的氛圍，用一個故事告訴人們仇仇相報終無已時，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，只有寬恕能拯救這個世界，仁慈如狄更斯看似最不適合那個陰暗的時代的，可是他能勇敢地直面它，用自己的力量去感化那個社會，在最不適合的時期里做出了最合適的壯舉。

　　而在現代，二十一世紀的伊拉克，我仿佛又看到了這種力量——那個生活在巴格達的八歲少年卡馬爾。哈希姆。他行走在哀鴻遍野、民不聊生的那片土地，有這么一句詩歌形容這個時代的中東，“山坡上的靈車來來往往，日以夜繼。”沒有少年的玩樂，沒有吃得飽的熱飯，只有硝煙與戰火，明滅不熄，多少人在貧民窟、難民營里祈禱，來生不要生在這里，可是卡馬爾并沒有，他拿著相機記錄伊拉克的點點滴滴，每一個溫情的畫面：有老人坐在書店的門口閱讀，太陽從棕櫚樹后徐徐升起，咖啡館的門外擺著一杯免費飲料。這算是一個糟糕的時代，這是一個沒有任何孩子愿意生活的時代，然而卡馬爾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去記錄那些愛與溫暖，鼓勵每一個伊拉克人勇敢地、努力地活下去，這是在最不適合的時期里最合適的救贖。

　　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生卒，然而又有多少人終生困于自己的生不逢時而最終郁郁而終。如那個錯生在帝王家的亡國詩人李煜，如那個最憂憤了一生最終病死的賈誼。倘若他們能正視自己的年代，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變一些什么，那么歷史會否有所不同？

　　不論我們生在繁華的時代，抑或蕭條的歲月，都應當拿出自己的力量。那不是殘忍的力量，不是無情的力量，它或許微弱并伴隨苦難，卻能在深淵中帶來光明，在堅韌中捍衛我們的愛——這便是生逢其時的全部詮釋。